抗日战争时期，建水有一所被誉为“滇南小抗大”的学校——建民中学。
说到建民中学，就要说到建水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就要说到学校的创办人刘宝煊。刘宝煊（1909～1953年），建水西庄新房人。民国16年（1927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云南省立昆华中学、云南大学任教。
民国27年（1938年）初，刘宝煊辞去云大讲师职务回家乡办学，就任建水县教育局长。8月，刘宝煊创办建水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并兼任校长。
民国30年（1941年）6月，曾在延安抗大学习的中共地下党员方仲伯随李公朴到建水考察，并到建水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演讲。刘宝煊的办学方向受到李公朴、方仲伯的赞扬和鼓励。9月，方仲伯到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把抗大精神带到学校，并贯彻于学校的教学实践中。
到了民国31年（1942年）春，为使学校尽可能摆脱国民党当局的束缚，在教学、行政管理和聘任教师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坚持把教育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刘宝煊、方仲伯决定，将师范学校改办成一所独立自主的私立中学，取名为“建民中学”，仍由刘宝煊任校长。“建民”的真正含义，是建设民主、培养新中国的人才。
刘宝煊借助于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积极做工作，得到了地方士绅的广泛支持，促成了建民中学的建立。建民中学成立了校董会，马亦眉任董事长，黄美之、邵连义等为董事。校董大都是地方上的头面实力人物，有工商业民族资本家，也有乡镇长、县参议会议长，由他们出面支持学校办学，不仅解决了办学经费的困难，在政治上也有利于掩护党在学校中的革命活动，为党组织的隐蔽与革命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建民中学以独特的教学活动和社会活动，贯彻执行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学校十分重视校风的培育，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笃学力行，科学、务实、爱群、整肃、活动”的校训，巧妙注入了延安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学校提倡用新的革命的世界观作为教育学生的根本指导思想，与封建主义的旧传统思想决裂；提倡男女平等，反对轻视、歧视妇女；提倡读活书，反对读死书、死读书；强调知行统一，学用一致，重视社会实践和教学经验；提倡艰苦朴素，身体力行。
毕业于浙江大学的陈东，知识面广，理科、文科都有相当造诣，办事利落，讲求效率，讲课思维敏捷、清晰准确，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应刘宝煊之约到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兼特师班导师。1939年冬，陈东组织“传薪社”，组织学生秘密学习马列著作，传播革命思想，以“贫民革命为己任,走向马列大道”。1940年春，刘宝煊组织“丹心社”，成员经常在刘宝煊家集会，阅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 等革命书籍。“传薪社”和“丹心社”是建民中学早期的秘密革命团体。1942年后，还组织了半公开的读书会，如“眼真杜”“民间社”“求是读书会”“求实读书会”等。读书会成为地下党组织团结教育青年、传播革命思想、培养干部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党的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党组织的安排和推荐下,一大批地下党员和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进步学生到建民中学工作任教。如从缅甸仰光回国的杨纪庄(缅甸华侨中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个旧《曙光日报》转来的孙仲宇、周天行，由广东疏散到云南的陈家震、廖新伦、罗新，隐蔽在滇军第二路军指挥部中的地下党员张子斋(由周恩来、叶剑英指派到滇军中开展工作的党员)、方文彬(方正，中共中央南方局驻滇军特派员)、许均，以及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员麻成瓒(马元明)、刘忠渊等。从1939年春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先后到学校工作的教师有52人。
刘宝煊和隐蔽在建民中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教师，以不同的方式，不遗余力地做了许多有益于学校的发展建设、有益于地下党隐蔽发展、有益于抗日救亡活动开展的工作，使建民中学成为滇南地区一所颇有影响的学校，被誉为“滇南小抗大”，成为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统战工作的核心，成为滇南培养革命青年、隐蔽积蓄革命力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摇篮。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建水人民也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高潮中。建水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和后来的建民中学的青年学生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领导下，成为建水抗日救亡活动的主要力量。
建水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曾组织抗日晨呼队，每天早上跑步时，呼喊抗日口号穿城而过。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挖塘蓄水，种菜种棉，组织“混饭”篮球队(讽刺国民党混饭吃的意思)，在校内外开展篮球比赛。在校外举办民众识字班，进行识字教育和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假期组织学生到个旧矿山调查工人的劳动情况和生活情况，下矿洞体验矿工生活。
建民中学和临安中学的青年学生，通过组织合唱队、剧团以及办墙报、开座谈会等多种活动，组织学生走上街头，深人群众进行抗日宣传。《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在学生中传唱，许多青年学生就是从演唱这些歌曲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1943年，由音乐教师杨匡民、刘健、王江波编辑刻印的《习作集》收录了建民中学师生创作和搜集整理的歌曲15首，其中《建民中学校歌》慷慨激昂：“年青的生命开放着鲜红的花朵，自由的小鸟在战斗的边疆长成。我们是科学务实和爱群，我们要整肃又活动。我们的心,燃烧着熊熊的火!热烈的爱，交给战斗的祖国……”
在广泛开展歌咏活动的同时，学校的戏剧活动也很普遍,有话剧、哑剧、歌剧等，形式多样，风格迥异，还专门组织文艺骨干成立剧团,在学校、社会上进行演出。曾演出抗日救亡戏剧《飞花曲》《吕梁赞》《农村曲》等话剧和歌剧，歌舞剧《小放牛》用群众喜爱的民间曲调，填上抗日的内容，深受群众欢迎，很快就流行到农村。话剧《变》《三回头》以及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反映了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思想转变和东北沦亡后同胞们所受的苦难，催人泪下。通过演出宣传，激发了建水人民的抗日热情，坚定了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决心。
1940年9月27日，日本侵略军占领越南北部，日机不断对滇南重要城镇进行轰炸。1941年4月16日、18日、5月7日，日军3次轰炸建水城，造成无辜平民22人死亡、30人重伤、40余人轻伤，炸毁民房600多间。日军的暴行激起了建水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的愤怒，朱君毅、郭启芳、刘健等人以建水民众教育馆的名义，办了壁报《大家看》，内容以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唤醒民众起来抗日为主,不定期张贴在人流量较大的东门门洞侧壁上，进行抗日宣传。
民国35年（1946年）年初，西南联大准备北迁，一些隐蔽在建民中学的党员和进步教师也准备离开，学校高中部教师出现空缺，重新聘请比较困难。为适应时局变化，加强昆明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也使建民中学学生经受锻炼，适应更复杂的斗争形势，党组织研究决定将建民中学高中部迁往昆明。在省工委和昆明市委领导下，建民中学党组织和民青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昆明学生运动中的一支骨干力量。民国37年（1948年）“七一五”反美扶日运动结束后，反动派强行解散了云大附中、中山中学、金江中学等4所在昆明学生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学校，建民中学也在其中。
民国38年（1949年）9月9日，国民党军警在昆明大肆逮捕爱国民主人士，查封进步报馆，进行“九·九整肃”。腥风血雨中，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下令查封建水建民中学。1949年10月5日，建水地方当局出动军警包围封锁了建民中学，县政府民政科长朱子澄、建安镇镇长关建鼎向主持学校工作的教务主任郑永泰传达省教育厅勒令解散建民中学的命令。下午两点，全校师生集中在五夫子祠前的大天井里,朱子澄宣读解散建民中学的命令:“查私立建民中学，因有其他轨外活动，应勒令停办”，宣布自解散之时起，全体学生限两小时离校，教师在一周内办完移交手续后离校，否则生命不予保障，并准备逮捕已经暴露的革命师生。同学们怀着满腔的愤怒，默默离开。郑永泰、韩子谦、杨周顺等留在学校办理移交手续，10月13日正式向建水县政府办理了移交。
从1938年8月至1949年10月，建民中学共办学11年。11年间，建民中学先后招收33个教学班，在校学生人数1567人。党组织先后在学校师生中发展党员105人，民青成员167人。建民中学有30余名师生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建水县立简易师范学校以及后来的建民中学，诞生在民族危亡、抗日烽火四起之时，学校以宣传抗日救亡主张为目的，重视校风的培育，提倡用新的革命的世界观作为教育学生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党的领导下，在统一战线的掩护和支持下，以它独特的教学活动和社会活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滇南小抗大”——建民中学，是建水革命史上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1983年9月，建水建民中学在原址上恢复重办，命名为建水县第十三中学。1987年5月恢复原名“建民中学”。2009年8月，建民中学校史馆及烈士纪念碑被命名为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作者：包茹兰，中共建水县委党校副校长
